快速导航×

　　NG体育电子游戏官网在如今这个“内卷化”的时代，成为精英意味着什么？卷学历，刷简历，从事光鲜的工作，以拼命加班为荣，精心择偶以培育优秀的下一代……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令人身心俱疲的怪圈。

　　“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这句话足以概括精英社会的现状。努力就会成功吗？也许。但历经万难成为人上人后，顶层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逸。昂贵的教育投入和工作所带来的人格异化与时间饥荒，是成为精英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究竟是为什么？

　　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从精英身份出发，耗费20年的事件，基于大量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揭露了20世纪中叶以来优绩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阶层分化与结构失衡。

　　这是一个与当前文明相悖的结论。每一个正派的人都赞同，一个人的优势或成就理应来自其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非世袭的社会阶层。优绩主义社会所崇尚的理念就是：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与经济回报理应与其成就而非家世和血统挂钩。这种理念是今天这个时代自我形象建构的基础。贵族社会早已逝去，优绩主义才是当下所有先进社会公民信仰的基本准则。

　　优绩主义承诺要将此前只面向世袭权贵的精英阶层的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抱负跻身精英阶层，以此来促进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它还进一步承诺，要坚持个人必须有所成就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以此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这些理念汇聚到一起，旨在打造一个回报与个人努力和才能相匹配的共同愿景，从而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优绩主义同时也在损害精英阶层本身。优绩主义制度下的学校教育要求富裕的家庭投入数千个小时和数百万美元，只为了让孩子接受精英教育。优绩主义制度下的职场则要求身处精英阶层的成年人以高强度工作，毫不留情地利用所受的教育以“榨取”在精英教育上的投资回报。优绩主义“诱捕”了一批充满焦虑的伪精英人士，让他们为了保持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投入残酷无情的终身竞争之中，不断地内卷和内耗。

　　优绩主义的超凡感召力掩盖了所有这些危害。人们很难接受，甚至很难去认真思考，优绩主义本身正是造成这些危害的根源。就连这个时代最愤怒的批判者也在拥抱优绩主义的理想。他们指责那些虚伪的精英分子只是假装践行“优绩优酬”，实际上却在“追求特权”。他们通过指责个别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徇私舞弊”行为来从根本上肯定优绩主义的价值。

　　今天，优绩主义盛行，那些集中培育精英的机构纷纷高举优绩主义的大旗。例如，哈佛大学自称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学者的天堂”。它宣称自己的使命不仅是要追求学术成就的卓越，更是要“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公民和公民领袖”，以使他们能学会“如何最好地服务于全世界”。那些吸纳了哈佛大学及其他顶尖高校大量毕业生的公司，也在成年人的精英世界中大力推行着相同的理念。这个熟悉的脚本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鼓吹精英阶层非凡才能的同时，调和着精英世界的等级制度与民主社会的道德要求，具体途径是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以促进共同繁荣。

　　曾经，懒惰的贵族不事劳作，通过剥削他人的劳动而过着奢华的生活。今天，努力奋斗的精英们自认为已经尽职尽责，坚称他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他们所引领的社会贡献出相当多的价值。过去的等级制度是邪恶的，而优绩主义声称是彰显公正与仁善的健全制度。优绩主义的英文“meritocracy”源自拉丁语，正如该词源所显示的，优绩主义制度只赞美通过努力而挣得的优势。它承诺要让精英适应民主时代的要求，以弥补等级制这一观念的不足。

　　优绩主义那光鲜亮丽的外表俘获了大众的想象力，就连社会评论与分析人士也为之目眩神迷。它主宰着当代人们的自我形象认知，使任何批评和指责都显得无立足之地。然而，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衣，优绩主义内部存在着深深的不满情绪。优绩主义之下的这种不满具有如此强烈的讽刺意味，以至于从内部来看呈现出了一种悖论。

　　中产阶层对精英的怨恨似乎受到了误导。原则上，任何人在今天都可以走向成功。教育的经费从未像今天这般充足，教育的覆盖面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甚至连过去只从白人男性基督徒中选拔学生的顶尖学校和大学如今都以学业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同样，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也早已摆脱了过去的沙文主义，转而以努力和才干论英雄。

　　然而，他们的抱怨和不满却在不断扩大。随着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加剧，以及优绩主义丧失它夺目的光芒，精英日益增加的焦虑与中产阶层已熟知的更早也更成熟的不满两相结合，形成了一股带有悲彩的怨气。这股怨气随着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一个重要的真相相关联而日益加重。这种关联成了一把，用于解析主导当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种问题不光存在于个人生活中，也存在于政治生活中。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让原本看似怪诞的美国社会图景变得可信且具有政治影响力。

　　问题仍然在于，如何才能逃离优绩主义陷阱？如何通过政治协商，设计出能够重建美国民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方针政策？这项任务何其艰难。如果说这本书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优绩主义下的不平等源于一股社会和经济力量。这股力量的深度之深、能量之大，类似于两个世纪前推动工业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农业社会的力量。如若有人穿越时空回到1800年，他/她会告诉一位好心的英国国王或首相，等到了1860年，工业革命将会彻底破坏目前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让出生在曼彻斯特市区的小孩的预期寿命降至自黑死病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根本无从避免。

　　不过，我们远比先辈更有自我意识和做事效率。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优绩主义对社会造成的近乎全面的伤害，那么我们就能够凝聚政治意志进行疗愈。如果我们能够凝聚政治意志，那么我们在政策制定上就会拥有更高的自由度和更大的影响力。这本书的出发点是相信，关于结构性力量——而不仅仅是道德指责——的政治认知，是采取理性分析和有效行动的必要条件。本书渴望将这种认知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强大政治力量，并提出具体的政策来重建公平与民主的社会经济秩序。

　　这些希望要实现，需要借助于那些通常被视为与优绩主义相关的美德，即清晰的头脑和将认知转化为有效行动的能力。认为优绩主义可以解决自身问题，摆脱自身陷阱，从而重拾其最初的民主承诺，重塑一个精英在其中大力促进公共利益的公平开放的社会，这与诊断它目前的病症并不矛盾。不过，怀抱希望并不等于有具体的执行计划。想要摆脱优绩主义陷阱，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克服优绩主义带给公众生活的脆弱性和不良影响。无论是富人还是其他人，都必须能够看透目前导致他们分裂的各种形式的焦虑，无论是民粹主义、仇外思想、狭隘的竞争思维还是傲慢自大的优越感；认识到他们的痛苦乃至对立情绪其实都是优绩主义这一棵树上结出的恶果。由此，各阶层的人们理应携手团结，对于目前优绩主义的重负施加给其他人的痛苦，要报以同情甚至与其共担，从而缓解自身的痛苦。